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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5-31  浏览次数:324
导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人们口头上所说的“供给侧改革”,那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
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实供给基础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威廉·配第的这一论述,第一次从经济的角度,概括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础,也是供给基础。就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决策而言,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实供给基础的关键,是奠定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发展进步基础的关键。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释放供给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激励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供给,释放供给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的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功能。2015年以来,我国城镇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去库存化和“后土地财政”的压力和挑战,农村则开始进入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试点阶段,推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长期滞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进。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为主。2002—2008年进入以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新时期。当前,我国金融正处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阶段,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从国内来看,金融作为最重要的要素市场之一,由于改革不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供给空间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但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素红利渐行渐远,投资驱动风光不再。“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促进供给质量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对世界历史横、纵两个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内涵与制度质量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绩效最重要的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可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上找原因,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刻不容缓。

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推进配套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还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即为其中之一。
一、我国经济增长正面临“五力”约束
1.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响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仍然与东部、城镇地区有着显著差距,且公共服务大部分附着于户籍之上,它已经影响到全国统一要素市场的形成,使得区域、城乡不平衡产生自我强化的内生机制。这种格局决定了我国虽然进入新常态,但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城乡同步进入新常态。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仍有非常广阔的财政投资空间,潜在经济增长能力较为充足。但是,这些地区的发展不能简单重复“昨天的故事”,要发挥“学习效应”,避免出现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的负面问题,在扩大需求的同时,主动优化供给侧。
 
2.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产业的总体创新能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对产业结构竞争力形成抑制作用
我国处于加速工业化,并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然而,几乎所有传统产业都出现危机,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较为突出,产业网络化创新程度较低,知识扩散和共享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活力不足,投资意愿不强,市场主体对经济的预期由乐观转向观望甚至悲观,严重影响了我国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进一步转向知识文明的进程。一些传统禀赋优势在逐步丧失,必须要寻找一条新路来优化生产方式,让技术创新成本更加“低廉”,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3.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进入攻坚期,束缚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结构竞争力亟待提高
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仍然得不到正确处理,政府在对待处理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时,仍然怀着“管控”的思维,而非树立平等的“合作关系”,政府对市场、社会的干预较为严重。企业、社会主体在开拓市场、配置资源时,第一时间不是想到“找市场”“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过强大的政府之手来实现既定目标。
4.改革开放将进入新阶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给侧管理与对外开放新格局有机融合的方式,构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结构,提高利益结构竞争力
经济新常态之前,出口导向战略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吸引了大量外资,改善了我国资本短缺的状况。然而,这种“大进大出”的对外开放模式,加剧了全球资源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引发了我国和资源能源产地的利益矛盾。我国须加快构建新型开放经济格局,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统筹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做强制造业和提升服务业,服务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从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亚投行并不是一个区域、局部概念,而是创造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合作机制。
 
5.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不断丧失,以家族为纽带的传统伦理结构受到剧烈影响,亟待按照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完善社会伦理结构,服务于供给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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